散点透视：当下汉语诗歌的对外翻译与国际互动 / 张智

——在第二届“黔中端午诗会诗歌朗诵比赛暨诗歌讲座”上的讲话

 
 

 

说起来，我与贵州是很有渊源的，十八年前，由我创办的《世界诗人》季刊创刊号，刊发了出自贵州的大诗人黄翔先生的一篇长篇诗论，同时，在澳大利亚《原乡》杂志发表了一个有关中国当代诗歌的长篇访谈，并多次谈及这位来自贵州的黄翔先生，他是当代最重要的中国诗人之一，也不清楚黄翔先生是在何处看到那本《原乡》杂志的。在1995年的某一天深夜，他从遥远的异国打来长途电话，说了很多很多……

如今，认识的贵州诗人就更多了，比如当代重要的汉语诗人、批评家南鸥先生、哑默先生、张嘉彦先生，还有姚辉先生、漠血先生、王家鸿先生、罗莲女士、郭思思先生、卓文江先生、梦乔女士、紫丁香女士、袁伟先生……，等等。贵州，无疑是中国诗歌的重镇和高地，一大批优秀的、重要的诗人，在这片神奇而瑰丽的土地上，创作出了诸多高贵而不朽的诗篇。

中国古典诗歌，尤其是唐诗，被大量翻译，在世界各国流布甚广。而中国新诗自1917年发轫以来，即将迎来它的百年华诞，那么，它在国外的传播，也就是被翻译的情况如何呢？在这里，我仅就我了解的1949—2010年有关中国当代诗歌重要的英译选本，做一个简短的罗列：

1963年，许芥昱编选的《20世纪中国诗歌选集》，由印地安那州大学出版社出版，该选集首次按新诗流派分类，总结了中国新诗前40年的艺术成就。

1970年，叶维廉编译的《现代中国诗选》，由爱荷华大学出版社出版，系第一本专门介绍1955—1965年台湾、香港知名诗人的选集。

1984年，路易·艾黎编译的《大路上的光与影：中国现代诗选》在北京出版，收录相当广泛，包括386位诗人的400多首诗。

1990年，爱德华·莫兰、戴方和丹尼斯合编的《红色的杜鹃花》，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，收录了1930年代的艾青至1980年代的非非主义代表诗人等。

1992年，奚密编译的《中国现代诗歌选集》，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，收录了胡适至1990年代的66位诗人的300多首诗作，包括内战前期、台湾1950—1970年，1970年代后先锋诗歌运动等三个历史阶段。

1993年，托尼·巴恩斯通编译的《来自暴风雨：中国新诗》，由伦敦卫斯廉大学出版社出版，收录了朦胧诗派和后朦胧诗派诗人的诗作。

2001年，奚密和马悦然合编的《台湾新疆域：中国现代诗选》，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，收录了50位台湾诗人近400首诗作，艺术风格多样，包括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。

2007年，张耳、陈东东合编的《别处的集合：中国当代诗选》，由纽约塔利斯曼出版社出版，收录了24位出生于60、70年代的大学生诗派诗人的80首诗歌。

2007年，张智执行主编的《20世纪中国新诗选1917—2000》，由美国加州环球文化出版社出版，收录了203位诗人的304首名篇佳作，时间跨度长达八十余年，对1917—2000年以来的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、澳门等地的诗歌发展，进行了详细的梳理。

2009年，吉狄马加和海岸合编的《中国当代诗歌前浪》，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后由比利时国际诗歌出版社出版，主要收录了上海、成都两地“海上诗派”成员的先锋性作品。

 

从以上有关中国新诗的英译选本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以北岛为首的朦胧诗派（即今天派）、1920—1930年代以徐志摩、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，和以戴望舒、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诗派，似乎最受译者青睐，其中被收录最多的非朦胧诗莫属。

我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的介绍中国新诗的英译情况，是为了说明中国新诗在对外译介方面，与其近百年来所取得的辉煌的艺术成就，显然是不对称的、不匹配的。这自然与国家在财力方面的有限投入有关，也与国外英译者的偏好有关。那么，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，作为当下汉语诗歌的参与者和见证者，我们是继续等待那一缕遥远的阳光的照耀呢？抑或是主动出击？

 

 

我们知道，中国新诗自1917年诞生以来，她的发生、发展，都与外国诗歌艺术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。那么，在这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，当下汉语诗歌如何与国际诗界互动？

或许我们从一份民办汉英对照诗刊的出发，以及一路艰辛前行的轨迹，可以获取有关当下汉语诗歌如何与国际诗界互动的些许启示和经验。

1990年，我开始在海外报刊发表文学和翻译作品，这些报刊编辑相继转来了一些英语诗人以及非英语诗人的信函、作品、简介和照片等，希望通过我的手，向汉语读者译介他们的作品。自然，他们也乐于将汉语诗人的作品向其所在的国家推介。那时，大陆与国外诗界的接触与交流，还处于萌芽状态，民间尤其如此。在此期间，也不时收到国内诗人寄来的一些民刊，我由此萌生了创办英汉对照诗刊，与国外诗界直接交流的念头。很显然，在那个时候，这不过是一种“妄想”，且不论我是否具备这个能力，现实语境也存在诸多不小的障碍（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，都应该明了，此处不多言）。

大约是1993年，那时我还在重庆四川美术学院附近工作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认识了翻译家余海涛先生，他精通英语、世界语，熟悉法语、日语等。当时，他在四川美术学院附近的一家印刷厂工作，我常去他那里玩，其间对报刊的印刷流程，有了比较深入而实际的了解，如此，很自然的谈及创办汉英对照诗刊一事，两人一拍即合。在余海涛先生的支持与帮助下，我拿出自己在海外发表作品所得的稿费500美元，作为创刊号的启动资金。经过精心筹备，中国大陆第一家民办汉英对照季刊《国际汉语诗坛》（后来更名为《世界诗人》季刊），于公元1995年5月8日，在重庆面世。

如今，经过十八年的苦心经营，《世界诗人》季刊的传播范围，已达19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得到了众多诗人、翻译家、评论家、汉学家和读者的支持与首肯。目前，刊物以混语版的形式出版，每期涉及的语种达五种以上。

混语版《世界诗人》季刊所发作品，全部来自作者本人直接投稿或与本刊有密切互动关系的知名诗人、翻译家和汉学家以及文学组织的推荐。我们在选择这些诗人和作品时，一是考虑作品的艺术性，二是考虑作者的知名度，三是考虑作者的面（比如：某国的诗人从未出现在本刊，一旦有该国的诗人来稿，本刊将优先译介）。《世界诗人》季刊所译介的外国诗人，一般都是健在的、在国际诗界比较活跃的、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。那些被国内诗界反复译介的大师级诗人，本刊一般不再涉及。《世界诗人》季刊历来注重直接的交流、对话、合作与互动。现在，本刊的主力翻译，可以胜任汉语与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日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、波兰语、罗马尼亚语、希腊语、意大利语、葡萄牙语等语种的双向互译。自本刊创刊以来，我们还筹建了“国际诗人档案中心”，收集和珍藏了世界各国诗人、评论家、翻译家、汉学家的签名著作数万册，规模初具，成为研究和译介世界诗歌的重要基地。在此基础之上，我们先后编译、出版了《国际当代诗人诗选》（英汉对照）、《20世纪中国新诗选》（中英对照）》、《世界诗人书库（双语对照）、《世界当代诗人大辞典》（混语版）等。其中，《世界诗人书库（双语对照）至今已出版了来自美国、奥地利、比利时、韩国、德国、阿尔巴尼亚、新加坡、泰国、希腊、马其顿、罗马尼亚、日本、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诗人的个人诗集近200部，得到了国内外诗界、学界的广泛赞誉与支持。

这些年来，人们还是比较注意诗歌的国际交流与互动，翻译了不少外国诗人的作品，同时也有一些汉语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。据我所知，中国新诗（这里主要指20世纪的中国新诗）在国际交流方面，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，瑞典的马悦然教授、美国的奚密教授、德国的顾彬教授、斯洛伐克的高利克教授，以及国内诸多一线诗歌翻译家等，都为中国现、当代诗人及其作品，做了大量而出色的译介工作，成果颇丰。当代部分，则主要集中在“朦胧诗派”（或曰“今天派”）、台湾地区的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人，以及少数具有“自我推广意识”的大陆诗人，也包括通过《世界诗人》季刊而走向国际的诸多中国诗人，他们的诗歌作品，先后被译成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日语、俄语、希腊语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波兰语、罗马尼亚语、丹麦语、匈牙利语、孟加拉语、意大利语、瑞典语、韩语、斯拉夫-蒙古语、塞尔维亚语、希伯莱语、阿拉伯语、斯洛伐克语、克罗地亚语、保加利亚语、马其顿语、阿尔巴尼亚语、土耳其语、乌尔都语等近三十种外国文字。

在中国当代诗歌界，似乎早已形成一种定论，即：诗歌翻译是“不可为之”的。他们的理论依据主要有：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·弗罗斯特曾说：“诗歌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”。英国著名诗人雪莱曾说：“译诗是徒劳的，把一个诗人的创作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，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，企图由此提取它的色泽和香味的构造原理，是很不明智的”。英国著名诗人、文艺评论家艾略特曾说：“诗歌是不可译的”，等等。值得思考的是，为什么认为“诗歌是不可译” 的观点，几乎都来自英语诗人呢？究其原因，母语为英语的诗人，他们有着一种近乎天然的优势，那就是：英语是全世界的通用语言，不少人都可以读原作，因此，被翻译与否，对他们而言，是无所谓的。而其它语种的诗人，则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如果得不到翻译，那么，他们的诗歌作品根本无法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与认可。

事实上，国外主动翻译当下中国诗人（尤其是年轻一代）的作品，可以说依然很少，国外精通汉语的诗歌翻译家（特别是小语种），可谓凤毛麟角。当下的中国新诗在对外译介过程中，或者说汉语与非英语国家的交流，英语依然是主要的媒介，转译在所难免。

我注意到，江苏南京的《扬子江诗刊》，近年开辟了一个有关翻译诗歌的专栏——“回形针”，在这个栏目刊出的中文诗歌，他们先请一位翻译家译成一种外国语言，然后再请另一个翻译家回译成汉语，这当然不是一种无聊的游戏，我仔细研读了几期“回形针”，发现回译后的诗歌作品，还保持了原作大约80%至90%的核心价值和精髓，这已经非常难得了。我自己也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实验：先将我的拙诗《世界在双筒望远镜中左摇右晃》，从中文译成英语，再由巴西的一位女诗人、翻译家，从英语译成葡萄牙语，再由一位德国诗人、翻译家从葡萄牙语译成德语，然后由中国大陆的一位诗歌翻译家从德语译成汉语，最终居然还保存了大约70%的原汁原味。即使是经过如此几番的语际“折腾”，原作的大意也没有被“歪曲”。由此可见，诗歌的翻译乃至“转译”，对于真正的顶尖级诗歌翻译家来说，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。我们知道，语言之间的共同点远远超过不同点，所以语际翻译是可能的。语言之间存在的可译性成为翻译的理论基础。但是，这并不排除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。一般而言，在所有文学类别的翻译中，诗歌的翻译是最难的。如果译者本身也是一位诗人，那么，他翻译的诗歌作品，通常会高于非诗人的翻译。

在我看来，当下汉语诗歌在对外翻译以及国际互动方面，还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：

1、中国的翻译界将国外诗人译介至中国的颇多，但将中国诗人译介到国外的却非常少（单向交流，缺少互动）；

2、将不少国外的所谓大诗人的作品，不断的重复译介，而对当下诗人的关注度却不够；

3、中国的出版界，对诗集，尤其是译诗集的出版，几乎都视作“毒药”，要求“赞助”，仅仅因为“无利可图”；

4、中国的诗歌翻译家，无论在社会上，在高校，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尊重，高水准的诗歌翻译人才日益枯竭。

当然，以上“症结”，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，欧美国家稍好一些，他们到底还得到国家文化机构和一些“艺术基金会”的支持与赞助。在国外，几乎所有的诗刊，都属同仁性质。

当下诗歌的日益边缘化，导致诗歌的出版、翻译与传播也日益艰难。面对如此困境，诗人唯有自救，唯有“主动出击”。记得在与现居南京的著名诗歌翻译家张子清教授，讨论国际诗歌的交流与互动的问题时，他提到目前国外通行的一个极具可行性与操作性的方法，即：当我们与某个国家的诗人展开直接的交流时，各选对等的诗人及其作品，译成彼此国家的通用语言，在各自的国家出版、推广对方的诗人与作品，所需费用由有能力的主事者自行筹集出版经费。这个机制非常有效，直接、快捷、互动，值得引进、效仿。

最后，请允许我再啰嗦几句。两年前，我与全国八所高校的诗歌批评家、翻译家、学者联手，共同编选了一本汉英读本《中国新诗300首（1917—2011）》，入选的300首名篇、佳作，系从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、澳门以及海外地区近百年的新诗作品中，精选而成，共有240位汉语诗人入选，其中包括6位贵州籍诗人。目前我们已完成所有的英译工作，这个大型的汉英对照诗歌选本，将于今年九月底在加拿大出版、发行。

谢谢大家！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3年6月11日于贵州平坝

 

 

《安顺日报》记者、诗人卢维  摄影